亲历土地改革，复旦土改工作队员日记60多年后终曝光

一个复旦土改工作队员的回忆与追寻

文/杨成绪

发于2019.7.29总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

我1949年秋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德国文学专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

1951年秋开学不久，我随全校人文、社科院系的师生一起，参加了历时两个月又29天的皖北和平土改。当时，我在日记中对这段经历作了较为详尽的记录。

多年以来，我一直怀着一个心愿，要将我的土改日记整理出来。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完成了这件工作。

赴五河

1951年9月15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指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7所高等学校组织各校文、法两学院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并且确定复旦大学参加皖北地区的土地改革。

复旦大学校委会9月19日宣布复旦大学文、法学院学生停课，为参加土地改革做好准备工作。9月22日，校委会审议通过参加皖北土地改革工作大队的教授名单和学生班级，决定历史系教授周予同任大队长、大队部党支部书记，经济系教授余开祥任副大队长。工作大队共600多人，人数在当时全国高校土改队伍中名列前三。

1951年10月7日晚，我们乘沪宁线晚班火车离开上海。车到南京下关车站，换乘津浦线火车，抵达临淮关，这个地方属皖北凤阳。复旦大学土地改革工作队的任务，是在五河和灵璧两个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

时近傍晚，五河县人民政府派来接我们的18艘大帆船在淮河岸边停靠。我们外文系60多位同学分乘两艘大帆船，在夜幕中静悄悄地驶向五河县，于第二天上午抵达五河城关镇附近的淮河船埠。五河县近千人打着腰鼓，跳着秧歌舞，鞭炮齐鸣，迎接我们的到来。

当时，五河县集中了5个土地改革工作队：600余人的县委土改团、400余人的苏北农村工作团、150余人的浙江大学土改队、60余人的北京土改工作团和635人的复旦大学土改大队。

在五河县城，我们学习了20天，主要内容是全国、华东和皖北地区的土改形势、土改政策，制定土改队员守则，与苏北土改队组成共同工作小组。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1950年6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藉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一新的土地改革法将过去征收富农多余土地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保护中农和中小土地出租者。这次会议还确定，从1950年冬季起，在两年半到三年内基本完成全国土地改革的任务。

1950年冬季，在3亿1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分期分批进行了土地改革。皖北由于1950年遭受了严重的水灾，为了集中力量治理淮河，土改比其他地区推迟了一年。

五河县土改从1951年7月15日开始，整个运动分两期进行。复旦大学土改队参加的是五河县沱西区的土改。

10月17日下午，复旦大学土改队和苏北土改队混合编队，共同组成一个大队，下有10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25人，设组长一人、副组长一人。每组管一个乡，一个乡有八九个村，由二到四个土改队员负责一个村。

10月27日，各工作组开始下乡。我们小组坐小船，又坐上牛车，走了18里地才到达凤凰乡。

凤凰乡年轻的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向我们介绍了凤凰乡的情况。这个乡有9个村，737户，3659人，19724亩零8分土地。她还一一介绍了每个村的村长，说有的村长工作积极，有群众威信，有的工作平平。我即将去的薛集村是其中第9个村，李辉的介绍是：“没有村长，明显地主二户。村中分两派，闹不团结，以前土匪多。”

10月28日在安罗村召开了全乡党团员会议。29日原定清早召开全乡村组干部扩大会议，可是与会者迟迟不来。未下乡之前就听说农村开会不准时，到今天才真正体会到。我坐立不安，而苏北土改队员却稳坐钓鱼台，说你急也没有用，且等呢！会议直到上午10时半才开始，一直到下午5时半才结束。

会后，土改队分赴各村。

薛集村土改

徐瑞华和我负责的薛集村离安罗村有五六里地。我们到达薛集村时天色已黑，烧了一锅饭，用盐豆子作菜，倒也不觉得难吃。

晚饭后已经八时多了，立即召开村民大会。来者仅占半数，似乎有点无精打采。会上先由这个村的党员干部薛连枝讲土改政策，次由苏北土改队队员徐瑞华发言。

薛集村有453人，99户，有三个自然村落连在一起。村子尽西头均为马姓人家；往东一点多为薛姓，人数较多，政治情况十分复杂；村中间是赵姓人家，较诚实温和，一般来说多属中间派；村东头均姓曹和王。

土改的第一阶段为宣传动员阶段。乡里密集召开了党团、干部、民兵、妇女、贫雇农、村民、农民代表等各种会议。其目的不外乎是宣传土改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发现、培养积极分子，使之成为参与和领导土改的核心分子。

通常乡里召开各种会议，多由徐瑞华参加。他嘱咐我，在村里多找人聊聊，走门串户，听听农民对土改怎么想的。

我记得那时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地主如何欺压你、剥削你的？你受到过什么苦？你认为我们村谁是地主？我第一次见到一位老农，不知如何称呼他。他看到我手中还拿着小本子，敷衍我几句就走开了，我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慢慢地我琢磨出，要先从聊家常入手，然后才可以提出想了解的问题。

我们在11月1日上午和11月3日晚召开过两次老农会，由徐瑞华主持。他要我将大家反映的问题记下来，为下一阶段斗争地主准备材料。

在讨论会上，我们经常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大家深入讨论。一次徐瑞华问，我们贫雇农为什么贫困、饭也吃不饱，是我们天生就命穷，还是我们不劳动？老农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哪有天生就命穷的事？我们家家哪一个不勤劳？可是我们为地主干活，或向地主租地种庄稼，到头来自己没得多少，大部分给地主掠夺了。

在这些会上，也听到各种反应。当时正是收获芋头的季节，有的农民说，听到要开这么多会就犯愁，农活谁来干呢？有的人说，可不要“坐飞机，吹喇叭，想得高，说得响”，真有那美事吗？在土改工作中，我体会到现实状况和所听的报告还是有距离，至少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农民似乎对地主也不像《白毛女》中喜儿和杨白劳对地主那么苦大仇深。在大多数农民看来，大势已定，你不斗地主也垮了，何必花这么多时间搞土改？有个贫农对我说，这一带土地贫瘠，即使斗了地主，分得几亩地，可自家又少农具，很难种好地，交了农业税肯定不够吃的，到头来要么接受政府救济，要么外出逃荒。我接触一些农民，这么说的还真不在少数。

土改的第二阶段从11月12日开始，到23日止。这一阶段主要是划分阶级。

上级要求，要讲清楚地主和富农的分界线，富农、富裕中农和中农的分界线，中农和贫农的分界线。在讲解如何划分阶级时，要善于利用启发式和问答式。先划地主，后划富农；要先划明显的和不复杂的。

经过十多天会上讨论、会下议论，薛集村99户、453口人究竟谁是什么成分，大体上逐步明朗起来。初定有三个地主。

第一个是吴化新，以前有200百多亩地，现有150多亩。当过伪保长。自己不劳动，雇长工，放过债。抗战八年，此地为拉锯地区，反霸减租减息斗过他，他也回来反攻倒算过。目前土地全部出租，但收不到租。

第二个是薛硕甫，有120多亩地，大部分土地是1930年后购置的。其父是教员，本人务医。淮海战役后全家迁往蚌埠。自己不劳动，家里女的劳动，以前雇两个长工，现全部出租给大田村一个佃户种。

第三个是马开文，以前有过100多亩地，抗战八年和近三年不断卖地，现只存半数。曾当过共产党乡长，也当过伪保长，八年抗战反霸斗争中曾斗过他，后逃亡蚌埠。

这三个地主都不大，也不在本乡。我去薛硕甫家看过。他家根本没有什么庄园或大院，只有一间客厅和四五间卧室。客厅约30平方米，没有什么家具，现在成了堆粮食的地方，有三四百斤绿豆堆在那里。他本人不在村里，留下的只是他家的亲戚。

有的农民要求抓个地主回来斗一下，再三商量后，我们向上级打报告，要求押回吴化新，接受人民审判，但未获批准，只能找吴化新家留在村子的一个代理人进行批斗。

那时对批斗地主是有明确政策规定的。我们事先做了很多准备，还进行过试斗地主的演习。大家讨论了如何斗、斗到什么程度。土改队、村干部还要帮助苦主准备控诉材料，并防止在斗争中对地主乱打、乱绑和变相肉刑。

这次批斗地主大会相对比较温和，农民主要倾诉当年遭受地主欺压之苦。一些贫下农声泪俱下，而雇农、佃户则大多不太表态，也难得听到他们的控诉。

最后，召开乡干部会议，邀请农民代表参加，通过阶级划分报告，经区政府审核批准后，召开包括地主、富农参加的乡民大会进行公布，宣布没收地主财产，由农会执行。

住我对门的一家被划为富裕中农。这家的儿子十五六岁，长得挺清秀，喜欢读书，对大学生挺羡慕，常主动来找我聊天。他说，这次土改队下来，组织大家学习，他父亲学习后认为，他们家会评上富裕中农。这“富裕中农”离富农和地主好像不远，让他感到别扭。“我爸爸在这一带可是劳动能手，如果慢慢地富起来，会不会也变成地主、富农？”我记得那时我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中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对村民的历史进行普查，看有无犯罪行为。这多以开会和个别交谈的方式进行。

根据当时的工作日记，了解到的情况有：薛连胜历史不清白；马开举和薛长景干过伪军和国民党军；薛景球当过兵，开小差后干过土匪、小偷；马开祥当过土匪，抢过人；马永福、马家来、马开庭当过土匪；马开龙当过小偷。当然这只是本民反映的情况，未经核实。

第三阶段从11月24日开始，于12月5日结束，主要是没收、征收和分配。

土改主要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但对恶霸地主和一般地主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由于此地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期间时而为日占区，时而为抗日根据地，时而为国民党占领区，时而为解放区，土地占有发生不少变化，因此给确切掌握土地情况带来不小困难。有些地主在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后趁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这一地区后又返乡反攻倒算，对此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政策，最关键的一点是要看这一地主是否有人命案。如确有人命案，则需另报审批，并且规定必须有人证物证。只有在上级审核批准后，才能将流亡在外的不法地主逮捕法办。

对一般地主，按本村人均分配土地。对富农则采取协商方式，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没收、征收的土地财产，形成分配草案，再召开乡农民代表大会讨论，由代表大会通过成为定案。

下一步工作则是土地丈量，划分地界。各家户主多为男人，他们即将离家参加治理淮河工作。临行前，家家户户都在作这项工作。

这几天天气温和，时而有些阵风。我和村干部一起，看着人们丈量土地。他们用的是一个像圆规一样的尺子，木制的，近一人高。由于土地并不是一块块方方整整的，有时还要议论核算究竟有多大面积。此外，还请了一些有经验的老农鉴定土地的肥沃程度、离水源的距离等等。

第四阶段为发土地证。这一阶段要拟定土地契约书，填写申请书，颁发新的土地所有权证件，插标定界。

在结束土地分配工作后，进入复查阶段。全县组织200多人的土改复查组，深入农村进行复查。

在我看来，以薛集村的情况为例，我们在此地人生地不熟，管事的还是当地干部。如果干部假公济私，是难以发现的。在农村，家族宗亲的观念还很强，有些矛盾他们私下解决了，你也难知内情。

五河县土改后，地主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8.8亩，减少为4.84亩；富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2.07亩，降至9.7亩；中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6.1亩，增至6.6亩；贫雇农每人平均占有土地由原来的1.5亩，增至4.65亩。

五河县土地改革工作结束后，我们又转战灵璧县，直到1952年1月22日前后结束，乘直达车返回上海。

重返五河县

2014年4月20日，时隔63年，我重返五河县，希望寻求旧日留下的踪迹。1951年我时年21岁，这年我已84岁了。

五河县旧城区正在拆建。旧日县城的唯一的一条街风仪街将按照原来的模样恢复，依然铺设青石片，路两旁的店铺将像过去一样，每晚关店以后，铺上长木板。

我们沿着淮河，驾车驶向凤凰乡。凤凰乡作为乡的建制早已不复存在，现在成为小圩镇的凤凰村。小圩镇党委书记白洛阳花了很大的努力，找到三四个当年的老人儿。其中的田广路和田广逢兄弟对我说，那时我在他们家包饭，邀请我去他们家看看。当年薛集村很少有砖砌的房屋，今天到了田家，见到的已是砖房。他们告诉我，五河县现在已难见到泥砌的农民房屋了。

小圩镇还帮我找到了当年的凤凰乡女政治指导员李辉。她当年风华正茂，善于言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时她已有87岁高龄，前几天摔了一跤，不能走动。在她家，她向我伸出手来，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六十多年过去了，想不到今天还能见面。我拿出我的土改日记，翻到记录着她介绍凤凰乡情况的那两页，念给她听。她听后很感慨，说我是有心人。

五河县是我青年时代在农村待得时间最长的地方，我常常挂念着这里的发展。1989年8月我奉命出使奥地利前，曾随同外交部组织的大使参赞学习代表团来到五河县，那时我看到农民生活还很贫困。这是我第三次来到五河县，沿途所见农舍多较整洁，看来五河县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不过在县城里看到崭新的居民建筑群，我依然有点怀疑，什么人能买得起这些新房子？

我在五河的朋友、五河县招商局党委书记王卫华告诉我，五河县新住房3000元到5000元一平方米。五河县青、中年劳动力多进城打工，近年来收入有很大的提高，从过去月收入1000元增加到三四千元。现在从事种植的多为大企业，或农业专业户，通常收入为每亩800元，另外还有政府给农户每亩200元到250元的农业补助，也就是每亩有1000多元收入。如此算来，一些农民确实已经有条件在县城买房。

现在，五河县资产2000万的企业已达81家，还有两百余家资产500万的企业。我们还参观了一个拥有近5万头牛、10万亩草地的现代化奶牛场。出于对奶牛安全生产的考虑，普通参观者只能遥望奶牛场。我们乘电梯进入八层的接待厅，俯视着这一片无垠的草地，整齐的牛棚、自动化榨奶车间井然有序。

临别时，我对五河县的朋友们说，我一直在关注国际问题，近年来国外多认为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下降，中国面临新的挑战，我不知如何应对。这次到五河县，看到这些现代化企业为农民就近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迁进县城，感到十分高兴。

不知道那家富裕中农的儿子后来怎样了，很遗憾这次没能见到他。当年我没能答上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早就可以回答他了：如果靠劳动、靠能力慢慢地富起来，那是国家政策鼓励、扶持的大好事。

(作者曾任驻奥地利大使、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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