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十三》公映 曹保平：我的片子，灿烂埋在下面

原标题：“我的片子，灿烂埋在下面”

《狗十三》真实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女孩的成长经历。

今天，导演曹保平尘封五年的作品《狗十三》正式登陆全国院线。与曹保平这些年为人熟知的犯罪题材不同，该片讲述的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成长经历。影片没有止步于青春片，里面有对教育的反思，有对父权家庭的拷问，也有对中年人生存困境的同情。正如曹保平自我评价：“我的片子，灿烂是埋在下面的，表面上是灰的。”

剧情 让观众回首长大那一天

《狗十三》拍摄完成于2013年。当初剧本完成时，编剧焦华静还是一名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狗十三》是她的毕业答辩作品，曹保平则是答辩老师之一。当他第一次读到剧本时，就认为它是那一届最好的毕业作品。不过，当时他觉得《狗十三》与自己之前以犯罪题材为主的作品差别太大，又是一个青春题材，“离自己的年龄段太远了”。但过了一年之后再看，觉得还是能唤起很多感受，于是决定以“一种能把它带上道的方式”拍出来。

电影格局听起来很小，一个十三岁的少女李玩和她的宠物狗“爱因斯坦”的故事。由于父母离异，李玩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为了讨好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父亲给李玩买了一条小狗，小狗逐渐成为李玩最珍视的朋友。然而有一天，“爱因斯坦”意外走失，与此同时，李玩还要面对一个“从天而降”的同父异母弟弟。当成人世界的残酷以无处逃遁的姿态向少女袭来时，她选择了一条无奈的成长之路。

曹保平坦言，这个故事最打动他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庭关系背后的不寻常。“这个女孩的家庭，她和父亲、爷爷奶奶的关系，在学校的表现等方面都是一个特别普通、泯然众人的状态。她的性格不是特别叛逆，经历也不惊心动魄，没有堕胎、校园霸凌、性侵……这些残酷青春的东西都没有，就是很日常的状态。但往往这些被我们忽视的习以为常的东西，有着真正的价值。”

哪怕早已远离青春期的曹保平，也从剧本里看到了自己成长时的影子。当时他很想考电影学院，但是家长死活不同意，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得有个稳定的工作。“孩子有很多想法，但是父母都不是要不要倾听和尊重的问题，而是从来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想法。”他说，片中很多细节展现了由于父母和孩子之间地位不平等造成的冲突。“没人注意到我们是在什么时候突然长大，但那一天的到来其实很残酷，我想让大家回头看看这一天。”曹保平说，《狗十三》希望把发生在大多数孩子身上的故事拍给观众看。

拍摄 把矛盾冲突拍得非常直接

拍摄该片时，因为焦华静的剧本已经足够成熟，曹保平的改动很小，只是临时调整了一些台词。最主要的调整还是在拍摄手段和风格上。“我想拍一部市场化的剧情片，让更多人看到，而不是一个风格化的作者电影。”比如，片中李玩找狗的段落，曹保平使用了一种很激烈很极端的拍摄方法，把矛盾、冲突甚至暴力都拍得很直接，逼近到眼前给观众看，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曹保平认为，他想让赤裸裸的真实直接抵达观众，而不是让他们过后咀嚼回味。

剧本以西安为背景，拍摄时剧组也实地取景，而且李玩的房子就是焦华静曾经生活过的家，每个房间环境都是原来的样子。片中人物台词也与西安许多家庭的真实情况类似，家长说方言，孩子说普通话。

学院派出身的导演曹保平多年来一直深耕现实主义题材。他说，现在不少华语电影都是伪现实主义，很多作品拍的是生活中貌似真实的事情，但其实离真实有距离，甚至是扭曲的，而《狗十三》则是他努力去实现的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是现实生活某种意义上的真实呈现。

演员 女主演张雪迎挨打是实拍

片中饰演李玩的是童星出身的演员张雪迎。当时剧组在全国范围内找演员，从小就有过不少表演经验的张雪迎自然在筛选名单之中，经过一次又一次试戏，她拿到了李玩这一角色。曹保平透露，当时看中张雪迎身上的自然气质和表演的生动。“很多小孩三下两下就给拍‘坏’了，扭捏作态，淳朴自然的东西越来越少，但是她不一样。而且李玩不能长得特别漂亮，得是那种往班里一丢找不着的那种。如果是校花一样的小女孩，电影里的很多情节就不成立了。”

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张雪迎而言，给她分析剧本、讲故事背后的意义这类方法当然不管用。而且，李玩的成长环境、性格和张雪迎也有着天壤之别：李玩表面上看很普通，但内心深处是一个非常早熟、特立独行的孩子，她读《时间简史》、听重金属摇滚，思考问题很多；而张雪迎家庭美满，父母天天围着她转，用曹保平的话说，“她体会不到李玩内心的沟沟坎坎。”在片场，曹保平只能把故事表层的逻辑关系讲清楚，然后靠演员下意识的感受力去揣摩和表现。

那场父亲打李玩的重头戏成为全片一个分水岭，挨打后的李玩在一夜之间长大。因为激烈的冲突最终以父亲打女儿的暴力形式结尾，很多观众在被深深震撼的同时，也以为这场戏很难拍。但曹保平笑言，其实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剧组真打真拍，反而很容易出效果，“如果有个人暴捶你，你也能演得很好。”

为了拍摄这场戏，曹保平和父亲的饰演者果靖霖纠结了很长时间。“果靖霖的心理负担更重，因为他是暴力直接的‘实施者’，我是‘指挥者’，负罪感少得多。我们一开始也想过用别的形式而不是暴力去表达，但最后还是觉得这样处理最自然。我并不是喜欢描绘暴力，而是想呈现人物在极致状态下的复杂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