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红：影视双栖，初心未改

1989年5月24日，李少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北京日报》的版面上。当天的《北京日报》二版中心区偏左的位置，有一个“豆腐块”，标题有些耸动——本市上映的第一部“儿童不宜”影片《银蛇谋杀案》。李少红身上的另一个“第一”，是她1995年执导的电影《红粉》，开启了国产片分账模式的先河。而随后拍《雷雨》，更是让她成为国内最早转型拍电视剧的电影导演之一。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影视行业的李少红，是为数不多在电影和电视两个领域皆有建树的导演。不管是电影《血色清晨》《红粉》，还是电视剧《雷雨》《大明宫词》《橘子红了》《新红楼梦》，皆有李少红的鲜明烙印。尽管已过耳顺之年，李少红却依然保持着年轻时超乎寻常的精力，自称“影视两栖动物”的她感慨：“能慢慢和这个时代一起发展和进步，我自己收获很大，这几十年也很充实。”

■一个选择

“不当导演我应该是医生”

改革开放前，李少红还在南京部队医院工作。1978年恢复高考，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原本准备考医科大学的她，误打误撞学了导演，以致很多年以后她开玩笑说：“如果不当导演，我应该是一名医生。”那时，有个同学递给她一张《人民日报》，报纸的文艺版上有一栏北京电影学院（简称“北电”）的招生广告。这位同学问她：“你妈妈不是学电影的吗？”这让李少红有了学电影的想法，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从事拍电影工作的母亲，都认为她考上北电的可能性极小——几万名考生中仅招收百余人。然而，幸运女神垂青了她。

考入北电，李少红与陈凯歌、张艺谋等人成了同学，其后成为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中坚力量。第五代导演，他们的成长背景有着抹不去的“文革”十年的时代烙印。特殊的成长背景，造成了他们在导演生涯的前10年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着“耿耿于怀”的电影表述——《霸王别姬》《活着》《蓝风筝》乃至《红粉》皆是那一时期的代表作品。

提及自己形形色色的同学，李少红总是津津乐道，她说陈凯歌永远很文艺，有领袖气质；田壮壮比较实际，经常告诉旁人少看书，因为电影是拍出来的，而不是看出来的。当时，李少红在班上的外号是“女人比男人更凶残”（1967年英国电影名），“我们当时习惯用电影来起外号，当时有人说我比男人还狠，堪比昆汀，后来我确实也拍了《银蛇谋杀案》《血色清晨》这样的惊悚片。”

事实上，北电在“文革”前已经进行了10年的教学，导演系、美术系、摄影系、录音系都已经比较规范。1978年恢复全国招生后，北电的老师们按照那个年代能给予的最明确、最系统的教学体系进行教学。曾教过李少红的北电教授倪震不无自豪地说，北电沿用的是苏联的教学方法和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的蒙太奇理论，“是单调了一些，但是保证了剪接的清晰流畅，保证了做电影的基本功。”

李少红入读北电的时代，有两门课最受欢迎，一门是周传基的“电影的声音”，一门是倪震的“银幕的造型”。抛开电影技术层面接受的专业教育，她更愿意把自己接受的电影教育，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北电美术系的孔都教授以及中央美院的吴达志教授，在美学方面给予她极大滋养。著名文艺评论家李陀则帮助李少红建立起历史观，“李陀告诉我，别光想导演是什么，要把自己缺的知识充实起来，一本本看世界各国的历史，慢慢从纵向和横向了解历史，随后才有历史观和电影理论的结合。”

■一段阵痛 大师情结撞上了商业片时代

1982年，李少红走出北京电影学院大门，就进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门。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她来到谢铁骊导演身边做了副导演，就像她母亲20年前从北电毕业，马上做了谢铁骊的副导演一样——当年，谢导带着她的母亲拍《早春二月》；这一次她给谢导打下手的则是《包氏父子》。

李少红在谢铁骊身边做了3年副导演，因为要生孩子，不得不暂停。等她生完孩子复出时，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影响电影行业。1988年，时任北影厂厂长的汪洋专门抽调了几位年轻导演，尝试拍摄适合市场的影片，李少红是其中之一。彼时，“商业片”这个词刚被提出，所有人都不清楚。《银蛇谋杀案》是北影厂分配给李少红的，她第一反应“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哭得稀里哗啦，“同学们都拍了《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盗马贼》这样的文艺片，我的命运却不如他们。”

1978年到1982年期间，北电从老师到学生，心中有一道迈不过去的坎，就是大师情结。不向世俗和票房妥协成为那时青年人的精神主流。换句话说，电影学院从来不会教商业片的招数。倪震教授解释：“不能说故意不教，即使反复搞斯皮尔伯格，反复搞香港电影研究，也不能压抑、湮没学生们对大师们的向往和尊崇。”

那时李少红已毕业五六年，张艺谋、陈凯歌等同学都已经扛着拷贝，走出国门奔各大电影节去了，可她还是个副导演。田壮壮劝她：“拍吧，等于是个入场券。”李少红咬咬牙，就把《银蛇谋杀案》接下了。结果，那一年，北影厂最赚钱的影片就是《银蛇谋杀案》，光拷贝就卖了二百多个。人们惊讶，一个女导演，竟能拍出这样的影片——当年《大众电影》杂志曾列举《银蛇谋杀案》的18处凶残血腥镜头。提起这，李少红很骄傲，“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效，都是真刀真枪拍出来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吹响了改革的号角，也倒逼着电影业体制深入改革。在那段时间里，中国电影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剧变。李少红说：“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电影厂会把所有东西都配齐，1993年后开始体制改革，取消导演室，所有人的电影都是自筹资金。”

1995年1月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李少红新片《红粉》上映的消息。这部当年摘得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的作品，花了李少红好几年时间去找钱。香港导演徐克资助了《红粉》前期筹备的钱，但等到电影立项时，相关政策规定取消合拍片，李少红回忆：“徐克当时就傻了，连着问我‘怎么办’，这钱等于打水漂了。”

《红粉》最终筹到250万元人民币，因为在发行上急于收回投资，在1994年11月电影局审查通过《红粉》之后，香港大洋影业有限公司就以380万元人民币买走了该片的全球版权。该片最终收获了2800万元人民币的票房，也是国产片第一次实行国际通行的分账模式，制片方分成35%，电影公司+影院分成65%。李少红感慨：“这个模式到今天几乎没有变，比例上都差不多。”

■一种审美

电视剧可以用电影语言来拍

从电影转向电视剧，对李少红来说，多少是被逼的。《红粉》在艺术和商业上是成功的，但在寻找投资上让她感到心力交瘁，相比之下，拍电视剧不用为筹钱操那么多心。当时，李少红、滕文骥、夏钢、何群等一批第五代电影人都“下海”拍起了电视剧。大家的普遍心态，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们的眼光里还流露着对电视剧的不屑，但在严峻的生活面前，只能暂时把艺术的梦想藏在心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曲线救国”。

“第五代”们刚拍电视剧时，困惑是难免的，李少红的北电师兄吴子牛导演说过一句大实话：“一个导演特别喜欢战争题材，但投资方不喜欢，而投资方喜欢的，他又不是非常喜欢。怎么办？第一年拒绝，第二年拒绝，到第三年还能拒绝吗？”而另一个矛盾是，从前只需要拍几十分钟的东西，现在却要拍几千分钟，从叙事、结构到表现手法都不同。

李少红选择了《雷雨》作为自己试水电视剧的第一部作品。理由是，《雷雨》自己比较熟，上学时演过这个戏。当然，那时电视剧之于她，还显得十分陌生，“了解下来，大概摸索出一些规律：第一个就是室内剧，第二个就是家庭伦理，和老百姓比较接近，再一个就是场景比较集中，不能像电影那样散，倒有点儿像舞台剧，人物也比较集中，但也不能太多，多了拍起来不方便。”

《雷雨》的成功，让李少红发现，电视剧完全可以是另一种面貌，而不必都拍成土得掉渣儿的生活原生态，“它的影像和造型可以是很精致的，它的叙事也可以有很强的戏剧性。”随后她又拍摄了《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影像和造型的地位被有意识地强化。《大明宫词》获得极大成功，又鼓舞她在《橘子红了》中更加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影像和造型的审美。

从2000年3月到2002年3月，因为《大明宫词》和《橘子红了》，李少红的名字在《北京日报》上出现近十次。将电影镜头般的唯美画面与精雕细琢的细腻情节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诗一般的“美丽与哀愁”成了李少红的招牌。吴子牛的评价是：“李少红让人知道了电视剧也可以这样拍。”某种意义上说，李少红的这种审美风格，是对时代的一种呼应——观众不仅希望能了解更多的东西，还希望能获得更好的视听感受。

尽管拍电视剧似乎显得更为“稳妥”，但这些年李少红从未放弃自己对电影的初心。拍完《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她又回头拍爱情片《恋爱中的宝贝》《门》《生死劫》。2004年，《恋爱中的宝贝》上映前，电影业处在转型期，真正有序的电影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她形容自己就像古代戍边的将士，怀着马革裹尸的悲壮，“当时拍电影环境困难，但我学的就是电影，后来干的也是电影，我怎么能放弃它呢？”今年，李少红的新片《妈阁是座城》在备受期待中终于与观众见面，她的另一部电影《解放了》和电视剧《大宋宫词》不久也将和观众见面。

而电影导演和电视剧导演这两个角色，之于李少红并不存在什么冲突，因为不管拍什么，她运用的一直都是电影语言。时间倒回到40年前，李少红从南京到北京备考北电，借住在母亲的北电导演系同窗张暖忻的家里，耳濡目染着张暖忻和李陀夫妇谈电影语言。他们告诉她：“你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语言系统，不是文学的，但是你能表现文学，表现文学里的含义。”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电影语言”，还会出现在李少红接下来的每一部作品里。（记者 徐颢哲）